今年3月2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揭开了光辉的一页。7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热血青年如今都在哪里呢？
我们采访的第一家是梅志先生。
我参加“左联”是在1932年6月，第一次是由冯雪峰亲自和我谈的话，记得是在静安寺路西摩路附近，一处三角地带，好象离培成女中不远，有几张石凳，我们就坐在那里低声的谈话。他问了我一些情况，我都一一回答了，后来他说了一大段话，大约是帮助我提高认识，可惜我对他的浙江官话，听不太清，只有点头。现在更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不过他很严肃认真，有长者风度，没有一点嘲笑我年轻幼稚的意思，我感到他是可敬的可信任的，因此我对能参加“左联”十分高兴。
知道他是冯雪峰，是后来钟潜九带我去见了他中学时的同学韩起，由他告诉我的；并且知道我们参加“左联”是韩起介绍的，他当时是“左联”盟员，可能在宣传部门工作。
1933年，有一次我又去找韩起。进门时我遇见楼适夷在后门等着，我们一同上三楼，可又遇见了刚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谷非。韩起向他们介绍我是“左联”的，并谈到我们共同认识的钟潜九，谷非就主动的交给我五元钱，要我给钟寄去。韩起通知我XX日到泥城桥市商会大厦去开妇女救国会（？），他的夫人董曼尼也参加。当时到会的人还真不少，是谁主持的我忘了。但听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妇女救国的讲演。后来分了小组，我被分在骆剑冰领导的小组，在霞飞坊林庚白家开会。同组的有骆剑冰、刘丽影、有一个高个子东北人叶枫（？），大家都叫她大叶，我们四个人。这次开会的内容就是谈妇女工作、妇女运动。开过几次会，谈不出什么，更做不成什么，就自动的散了。
胡风（谷非）主持“左联”宣传部时曾找我谈过话，当时他想要我刻油印蜡纸，后来发现我的字写得实在不好，就作罢了。
1981年我们平反后不久，有关方面要我办退休手续，在参加革命的时间问题上可遇到了困难。虽然我在30年代为了“左联”盟员的身份曾受过不少的讹传和谣言，但这时可找不到证明人了。韩起、冯雪峰、叶以群、梁文若、胡素心、徐静筠，王祖芸、胡楣、钟潜九都前后先我而去世了，丁玲是书记，她不会记得我这小兵，周扬虽然知道，但他没有领导过我，我不好去求他证明的。幸好有楼适夷，我早知道他领导过王祖芸，王的死还是他告诉我的，他自愿的写了一份证明。那天在唐伟家开会做报告的原来是陈企霞，他记得我，就写了证明，这样我的盟籍问题才算解决。 梅益
我是1935年在北京由陈伯达介绍加入“左联”的。当时由家乡同来的要求入党的有好几位，他们怕我比他们更进步，就造谣说我在潮洲老家曾带敌人抓过共产党。这件事一直到八大选我做代表时还有人提起，当时的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还就此事专门调查过。后来有一次机会，我和造我谣的一个人当面对质过，他竟然说，是我自己对他说过那样的话，而他自己却没有一点证据。这样就死无对证，这也就说明他们说那样的话是完全不负责任。因为没有入了党，我就先加入了“左联”。可是才过一个月，陈伯达就通知我说，“左联”组织遭到破坏。我当时住樟州会馆，陈住泉州会馆，离得不远。我得到消息，就先到香山，在碧云寺旁边找了一个地方住下。可是当天，我的东西就被人偷走了。我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房门大开，行李全不见了。去问房东，房东居然说不关他的事。那大晚上，我又步行回到城里，向一个朋友借了钱，才到了上海。我到上海之后，写信给在日本的林林，林林又写信把情况告诉上海的周扬，周扬又辗转让任白戈找到我，这样，我就算又和组织联系上了。所以也可以说，我既是北京“左联”的，也是上海“左联”的。 今年已八十出头的
参加“左联”的时候我还很小，只有十六、七岁，还是个学生。我当时在沙滩支部。“一二九”之后，1936年的二、三月间，我们办过几期《榴火文艺》。后来按照组织的要求，我们一批学生就去西安。当时的口号是，要争取三十万东北军为抗日同盟军。快到陕西，我就想要给自己另取一个名字，以便于工作。当时想过用“李德胜”，后来又觉得不太好。当时想到既然是到了八百里秦川，干脆就叫秦川吧。没想到，这名字就一直用下来了。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1930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后，我对文艺产生了兴趣。特别是胡也频等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牺牲后，更觉得以文艺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唤起人民反对统治者是大有可为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32年我参加了“左联”，曾任西城区的支部书记，以后被选为“左联”北平分盟委员，后又入党。当时的分盟委员有潘训、王志之、陆万美、我和另一位同志，我已记不起名字。那时“左联”的活动除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宣传和游行示威以外，还办一个文艺刊物。为着保证刊物的顺利发行，在形式上尽可能不突出左的面目，在内容上则要求多反映群众的疾苦和斗争。为着避免刊物被查封、禁售，刊名也不时变换。
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描写中国工农红军一支部队在江西勇猛突围战胜“围剿”敌军的小说，题名《重围》。这是根据一位同乡的口述写的。当时认为这类稿件定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广大群众都热烈盼望着红军的胜利。于是决定刊登在当时“左联”主办的刊物上（叫“文学杂志”还是叫“北方文艺”或是别的什么刊名已记不清楚了）。作者署名洛梅。目录已刊登出来。但后来又决定把这个稿子抽掉。因为后来考虑发表了这类稿件必然引起当局的镇压。为着保持刊物的继续出版，对个别稿件也只好割爱。这以后不久，我被当局追捕。但因我对当时的白色恐怖很警惕，有两个宿舍替换住宿。这天我恰好住在另一个单人宿舍，人不在，只抄走这个稿件的底稿和带走与我同室住宿的一位同学。我即逃脱。后来查明那位同学并不是我，就把他释放了。但约一年后，我终于被捕。并以此稿作为我“犯罪”的主要证据被判刑。出狱后抗日战争爆发。我联系了七个人回本地组织武装。这七个人当中的最后一个朋友，也已经在1999年9月去世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找到了住在方庄的
我是1931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同年底，我随着同学和上海各大学学生卧铁轨，争取赴宁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又向上海市政府请愿，组织民众法庭公审市长张群。1932年，在校结识了查瑚、郭维城、徐微等进步同学，并经他们的指引，我参加了“左联”，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我校进步力量日益壮大，1933年建立了校党支部，我转为中共党员。五月间党团支书查瑚因另有任务调离学校，校党团支书由我担任。我校当时已有“左联”、“社联”和“教联”小组。我负责“左联”，强苏生和郑通尺负责“社联”，陈友群负责“教联”。这三个小组又分别成立三个公开的外围群众团体：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教育研究会。
“左联”小组的活动是：（一）成立文学研究会。会员大都是爱好文学的同学，约有二十余人。出《复旦文学》壁报，每两周出一期，每逢重大节日就出专刊。记得经常发表徐微的散文，向浦和吴文的短诗，我有时也写些短文。我与徐微共同主编，张贴。（二）读书会：每人汇报写标语、散发传单、发展组员等活动情况；讨论政治形势、当前文艺问题、读书心得。（三）在重要的节日参加“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在“五一”节的游行中，经常有同学被捕。（四）邀请左翼作家莅校演讲。此外，还为苏区红军进行过募捐运动。
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取国际和平等问题。开会前，国民党政府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禁止在租界或华界召开，并进行种种阻挠，实行白色恐怖，逮捕了筹办反战会议的进步人士。但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大力支持下，会议终于秘密举行了。英国著名和平人士马莱爵士、法国革命作家和《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列、比利时国会议员马特、中国宋庆龄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鲁迅被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
我当时作为学生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
在开会前两天，上级党组织派一同志来校找我，要我马上随他去开一个会，约需三、四天才能回校，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当即收拾毛巾牙刷等日用物，就跟他走。他关照我一路不要和他讲话，佯装不识。我们从江湾乘公共汽车到北四川路底，再换乘两次电车到了提篮桥下车，附近马路上（路名已忘记）有一排新楼，我们在当中的一幢装修未竣的新楼后门进去，后门楼梯口已有两位妇女在迎接，并和我们握了手。大部分代表是在开会前一天晚上分批送进去的。租的这幢房子，由周文夫妇扮成要住这房子结婚，搬进了一些箱子当作嫁妆，箱子里装的是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吃的面包。
马莱爵士、伐扬·古久列、马特和宋庆龄是在当天（30日）破晓前就送进去的。会议主席团是由国际代表、东北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组成。宋庆龄为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代表约四五十人，其中还有《中国论坛》英文杂志主编，美国进步记者伊罗生。会议是在三楼大房间举行。前面只有一两张长凳，是给国际代表和执行主席坐的。其余代表都挤坐在地板上。宋庆龄、马莱爵士、伐扬·古久列首先讲话，其他代表相继发言。宋庆龄还不时给代表翻译。最后一位苏区红军代表报告关于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情况。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足足开了一整天。傍晚大会胜利结束了。会议最后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苏区红军”的《抗议书》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抗议书》。
我记得，在会议期间曾一度发现有“情况”，气氛有些紧张，当时一位保卫会场的同志出来，劝大家保持镇定，并说道：“这次会议是我党要竭尽全市力量来保护的，请大家放心。”
会议结束时，我表示希望能邀请马莱爵士和伐扬·古久列去复旦大学演讲。在10月初的某一天上午，我们在校门口热烈欢迎马莱爵士，一两位同学还放了鞭炮表示欢迎。马莱爵士演讲了一个小时左右，内容是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意义。这次演讲在同学中反应强烈，也受到蓝衣社特务学生的捣乱。
只是在“左联”文艺运动末期，1936年，我才开始从俄文翻译高尔基的文论，并初次在钱俊瑞主编的《现世界》杂志上发表。现在追忆起来，“左联”时期的活动虽然为时短暂，但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老人的目力已经不济。他要为我们找两本书，在书架前摸索，查寻了十几分钟，其实书就在他正前方的那一层上。老人说，他目前正在翻译一本英国作家的传记，他说这只是为了自己有点事做，不指望能出版。
“左联”是一座桥梁，为共产党输送了不少骨干。”85岁的左联盟员甘迈对记者如是说。追溯往事，甘迈记得是1934年春天在上海加入左联的。当时他并不是文学青年，而是生产热水瓶的技术工人。“九一八”事变后，甘迈在武汉和一些热血青年组成“十人团”，抵制日货，惩罚奸商，后遭迫害。1933年辗转至上海，经何家槐等介绍加入左联同盟，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在工人中开办识字班，先在家中小范围讲课，后来参加的人渐渐多了就办起夜校，公开招生。培养工人骨干正是左联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左联基层组织布置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搞游行示威，在南京路、淮海路贴标语、撒传单、宣传抗日。甘迈回忆说，“国民党审判杜重远时我们相约写好标语，带到法院，然后大闹法庭，杜重远面对法官慷慨激昂地表态坚决抗战！”1936年鲁迅去世，在上海的左联盟员都参加了追悼会，然后举行大游行。左联解散后，甘迈进了陶行知办的国难教育社，同时作为上海地下党秘密党员负责七个工厂支部。甘迈最后说，“我就是通过左联这个桥梁参加共产党，左联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1月30日下午，顶着凛冽的寒风，记者冒昧地叩开了周而复先生的家门，虽然事先没有约定，老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左联”这个火热的话题，足以把陌生两个字熔化。周而复开门见山地说，“左联文艺战士现在健在的不多了，你们采访不仅要了解他们如何参加左联的历程更应着眼于他们现在干什么？要介绍宣传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坚持革命的、进步的文艺思想，沿着文艺创作道路不懈努力的人。”又说，“‘左联’已经70年了，左联盟员有很大变化，一些人转到其它岗位，一些人仍留在文艺战线，不管怎么讲，左联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说到这里，周而复转身从书柜里翻出一份发黄的《文学丛报》杂志说，“当年我们编辑这本刊物，几乎每期都登载鲁迅先生的文章，胡风提出的‘人民的革命的大众文学’口号最先在《文学丛报》上发表”。接着周而复又细述了他与欧阳山、楼适夷、田间等人如何主办左联刊物《小说家》、抗战时期在香港创办《小说》，1948年上海创办《小说月刊》直至1957年创办《收获》杂志的漫长办刊历程。周而复感慨地说，无论刊名如何变更，这份杂志几十年一直保持左联本色，贯穿左联灵魂，培养出许多文学青年。最后老人说：“我从1936年第一部诗歌《夜行集》由今日出版社出版，到1999年长篇叙事诗《伟人周恩来》第四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共写了48部诗歌、小说、剧本，现在仍未停笔，老一代作家身上有左联传统，新一代作家更应提倡左联精神，不自卑、不迷信，一定能够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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